美方一些人越鼓噪“断链” 外资越“做多”中国******

　　“全球投资者渴望回到中国做生意。”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投资机构专家的观点进行报道。8日起，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给全球投资者带来强劲信心。多家外国在华商会等机构认为，中外人员往来和商务旅行将加快恢复。不少外资企业称，已经开始制定集团高层访华日程，积极推动重启相关项目，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华尔街日报网站9日报道说，商界人士将再次前往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考察。

　　目前在中国国内，商圈人流量上升、文旅市场回暖、多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流动的中国”回来了。路透社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称：“强劲的经济复苏就在前面。”

　　事实面前，那些唱衰中国经济、鼓噪对华“断链”的杂音，还有什么市场？过去三年，美国一些人总能找出歪理来“刷存在”。在疫情严峻时中国采取严格防疫政策，他们声称外国投资者信心下降、不好做生意，要求中国“放开”；当中国因时因势优化防疫措施，他们又声称中国疫情会给在华外企带来风险。总之，无论中国怎么做，他们的指向不变，就是千方百计想把产业链“转移”出中国。这种典型的双标做派，反映出美国一些人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遏制打压的居心。

　　只不过，他们鼓噪了三年也没有达到目的。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2%。2021年这一增速达到14.9%，在数量上首次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刷新历史纪录。2022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已超过2021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9.9%。这表明，中国市场一直对外资有着很强的“磁吸力”。

　　吸引外资的，还有中国难以替代的产业链优势。苹果公司2022年10月发布的2021财年供应商名单显示，约190家供应商中有150家在中国大陆设有工厂。前不久，全球光学与光电行业领先企业蔡司的研发生产新基地项目，在苏州工业园区奠基。蔡司中国首席运营官谢磊说：“基本上在200公里范围内，80%的供应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当地成熟的产业链配套优势，是促成蔡司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项目首套装置正式投产、华晨宝马生产基地大规模升级项目在沈阳正式开业、松下集团将冷链设备生产与销售等更多业务板块转移至中国……外资近来纷纷加快在华布局，看中的是中国14多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创新这个引领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中国不断推进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

　　1月1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有1474条总条目，与2020年版相比净增加239条、修改167条，增加条目数为近年来最多。这将给外资在华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带来更丰厚的回报。这些可不是美国几个人几张嘴就能抹杀的。

　　近来，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等纷纷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多个国际经济机构预测，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有分析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对世界经济的“加速器”作用不可替代。

　　反观美国经济，“衰退”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预测共识。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美联储为应对国内高通胀采取了激进的加息政策。美国经济界人士指出，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滞后效应，美国人在今年上半年可能会承受 “很多痛苦”。美方一些政客还是多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少想着拆别人家的台。政治操弄对抗不了经济规律；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国际锐评评论员）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