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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建设健康中国缘何成为“生活方式的革命”?******

  中新社北京10月13日电 题:建设健康中国缘何成为“生活方式的革命”?

  ——专访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

  中新社记者 李纯

  晚餐要吃得清淡、摄入优质蛋白、聚会相约“吃草”,合理膳食成为当代人制定食谱的重要标准;早睡早起不熬夜,年轻人更注重养生,努力摆脱“亚健康”状态;一波波运动“时尚”兴起,保持体育锻炼成为健康生活的“必修课”……

  当下中国,“健康”成为社会发展、大众生活的流行语。从“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奋斗追求到从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的历史转变,折射的不仅仅是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全民健康已然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重要论述,赢得了全社会的共鸣。

  于国于民,健康所处的地位正变得愈加重要。过去十年,健康中国已上升到国家战略,成为崭新的治国理念。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启动健康中国行动不亚于“一次健康革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19年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2022年10月4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洺洲太极拳社开展“秀太极 迎重阳”活动。中新社发 胡高雷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2022年10月4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洺洲太极拳社开展“秀太极 迎重阳”活动。中新社发 胡高雷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毛群安指出,过去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这一“快速提升”直接体现在一连串数字上:十年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4.8岁增长至78.2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8.8%提高到25.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达到37.2%……数据显示,中国的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毛群安指出,回顾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进步,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在此基础上,今年春季,《“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出台,该规划首次将健康预期寿命作为指标,不仅关注人均预期寿命本身,更体现对改善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视。

  更为深层次的健康促进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如今已被视为打开健康之门的“金钥匙”。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毛群安指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每个人都能够及时获取有关健康的信息与服务,并借此改善自身健康状况,这便是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目的之一。(完)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健康促进工作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就?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在哪些方面变得更健康了?

  毛群安:回顾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健康促进工作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启动健康中国行动,构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组织体系,即以国务院分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并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了15个专项行动工作组。

  党和政府领导、各部门共同参与、全社会广泛动员、每个人践行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在全社会的氛围日益浓厚。

  根据我们对健康中国行动的评估,广大公众的健康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用国际组织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来评估,目前中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已经处在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健康绩效是明显的。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回顾这十年来的进步,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中新社记者:《“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已经出台,立足于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如何真正做到惠及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实现健康中国,还有哪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细化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和任务。

  首先要构建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筑牢维护公众健康的保护网。同时要在公共卫生网络建设的过程中,突出明确各方面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解决重大慢性疾病对人群健康带来的影响,需要从生活方式入手,更加完善健康促进体系。

  三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优化医疗服务,让老百姓得病后能够及时接受救治,看病更加便捷舒心。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首次把健康预期寿命作为一个指标,说明我们不仅要观察预期寿命的长度,还希望人群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这也是“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实现的目标。

2022年8月28日,江苏泰州,青少年在东环高架体育公园内健身。泱波 摄2022年8月28日,江苏泰州,青少年在东环高架体育公园内健身。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提到健康,我们总会关注“一老一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还会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应如何加速配套措施的建设,让经济社会发展尽快适应这一趋势?

  毛群安: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全民健康,即每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都能保持理想的健康状态。照此标准,我国目前为民众提供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一些不充分不平衡,其中对于老年人群的健康服务较为明显。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建立一套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这个体系的建设是“十四五”期间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要从预防、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等不同方面发力,让老年人不仅能够延长寿命,而且能够保持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为此,医疗卫生和健康行业做出了具体规划。比如,要求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积极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性建设,加大老年护理人才培训工作等等。

  中新社记者:说完“老”,我们再说“小”。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要分别降至7.5‰以下和5‰以下。随着中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此背景下,妇幼保健工作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毛群安:婴幼儿死亡率,之所以把它用作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的重要指标,是因为这个指标的变化不仅代表婴幼儿的健康状况,也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

  目前我国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已经实现了规划的目标,但是要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继续把指标往下降,难度是非常大的。因此要把重点放在目前孕产妇和婴幼儿可能发生的高危环节上。

  针对近些年特别是国家出台“二孩”“三孩”政策之后的高龄产妇增加,实施母婴安全五项制度,为保障母婴安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每一位孕产妇进行妊娠风险评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绿、黄、橙、红、紫5色管理。对妊娠风险分级为橙、红、紫色的高危孕产妇严格实行专案管理,保证专人专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管、集中救治,确保做到“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特别是“三孩”政策实施后,我们制定了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形成“两提升、一促进”的政策措施。

  接下来还会针对各地在孕产妇、婴幼儿保健方面的短板弱项,通过对口支援方式、针对性措施,提升妇幼保健专业团队的力量和水平。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中新社记者: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经历了怎样的建设和发展?今后疾控体系还需要如何发展?

  毛群安: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和过去的能力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卫生体系得到了锤炼,公共卫生队伍经得起考验。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短板弱项,例如基层的防控能力、应急统筹指挥体系上还有漏洞等。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做出了改革疾控体系的重大决策,组建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重大疾病的防控,要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针对短板弱项采取强有力措施,例如早期预警机制的建立。中国正在研究建立多点触发的预警机制,及时获取各方面信息,判断风险点。

  再如,中国正在全国遴选一些重大传染病救治基地、卫生应急基地,按照不同区域布局。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首先在一个地域就能够形成有效的指挥体系。相应的设备条件、物资准备、人员能力准备,也都是疾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

  中新社记者:随着人们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不断加深,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方式层出不穷,比如说年轻人喜欢玩的飞盘、跟着网红跳操、野外露营活动等,引领了一波体育运动的“时尚”。对于这种运动“时尚”,您怎么看?应如何正确引导民众参加体育锻炼?

  毛群安:健身运动和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对公众宣传,大家的健身意识更强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体育锻炼活动。

  从评估情况看,要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运动健身,还有很大的潜力。目前青少年和职业人群的运动量还不够,我们在会同体育部门为大家创造条件,希望更多的人真正动起来。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当运动造成的伤害增加。这提示我们要科学运动,对运动进行指导。我们提出“体医融合”,希望通过体育健身和医疗卫生两个专业的融合,让民众既能健身,又能防止运动不当造成的伤害。

  当然,有一些新颖的活动方式,增加了运动的乐趣。我们鼓励创造一些新颖的运动方式,前提是注意运动安全。

2022年8月6日,首届中国飞盘联赛的首站比赛在西安启幕。赛场上,运动员在烈日下,奋力奔跑、追逐,飞盘在蓝天碧草间划出一道道极具动感的弧线。张一辰 摄2022年8月6日,首届中国飞盘联赛的首站比赛在西安启幕。赛场上,运动员在烈日下,奋力奔跑、追逐,飞盘在蓝天碧草间划出一道道极具动感的弧线。张一辰 摄

  中新社记者:我国正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您之前也说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看作一场“健康革命”,为什么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在今天中国不断向前发展迈进的过程中,健康处于怎样的地位?

  毛群安:卫生健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抗疫实践证明,只有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才能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当前,面对多重疾病威胁和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启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从短期看,有助于从源头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从长远看,有利于群众形成主动健康观念,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所以说这是一场新时代的健康革命。

  中新社记者:现在很多人面临“亚健康”问题,像腰椎颈椎疼痛、失眠、肥胖等等。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想摆脱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毛群安:有的人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症状,这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运动不足、过度摄入高热量食物、不注意休息,这些因素会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监测发现,像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年龄在提前。这是因为没有从生活方式这个环节将慢病的进程延缓,反而加剧了。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希望现在的职业人群反思生活方式有没有问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要下决心改变。希望每个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运用这些知识、服务来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这就是“健康素养水平”。这个素养不是“知不知道”,而是“做没做到”。

  中新社记者:为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中国提出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目前,健康中国行动进展如何?能否实现总体目标中有关2022年的各项目标?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2019年国务院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各成员单位持续完善健康中国行动政策机制,加大健康影响因素干预,宣传健康生活理念。

  经过三年的努力,各部门协同联动格局初步形成,健康中国行动品牌效应逐步凸显,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当前,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25.4%,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健康中国行动2022年主要目标提前实现,健康中国建设开局起步良好、进展顺利。

  下一步,我们将在健全推进协调机制、强化宣传发动、加强监测考核等方面继续下功夫,早日全面实现健康中国行动2030年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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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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